差不多先生傳是胡適寫的白話寓意小小說，他創寫了一個文學的人物：差不多先生，與魯迅寫的阿Ｑ相映成趣，他們所創造出來的人物，時代背景相近，而都以近代中國人為材料，將其無可救藥的個性濃縮成一種負面的形象。雖然差不多先生與阿Ｑ各有本質，差不多先生不講究精準，凡事糊塗混過即可，而阿Ｑ具有逃避問題騎牆個性，沒有什麼處世原則，相較之下，倒覺得差不多先生可愛多了。
在民初時期，中國人差不多的個性，乃是中國五千年來，中庸文化的併發症，不是說中庸文化有什麼不好，但如果凡事都中庸，未免含糊打混，再加上淺化了中庸的意蘊，將中庸理論浮泛解釋，容易便宜行事，當然口頭禪就是差不多，不僅失去追求真理的熱忱，且不思進取，在胡適眼中簡直是不可容忍的民族大病。而阿Ｑ被魯迅罵得更慘，他的下場當然要比死如草芥還要不值得。
我常想，差不多先生和阿Ｑ真的那麼令人不恥為伍嗎？作文章口誅筆伐，除了作者可以達到個人之痛快淋漓，有無思索他們也蠻可憐的，或有人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，但若以反省人生的態度出發，說這種話就不太應該，誰又能大言不慚自誇人格比他人更為高階，自身的質量高出這些＂小民＂，不只是缺乏同理同情心，且經常表示了＂恨不得除之而後快＂排除異己的心態，實在是過於殘苛。
社會上的要求律則經常是菁英份子所訂定，而歷來所謂菁英份子都是人生成功人士，同情同理心一向輕忽，這類金字塔尖的人，也許對人群社會有貢獻，但多數還是佔據了大部分社會資源，如果缺乏高尚的品德，那麼，這些人將是宰制大多數人的凶手，社會也不會是共有共享的，而是少數＂核心或中堅＂人士的祭品。人間少不了權力結構，對於社會菁英份子應多一些道德勸說，手段要更有愛心，而不是找草芥小民開刀。
以前對胡適的＂差不多先生傳＂及魯迅的＂阿Ｑ正傳＂頗為欣賞，但過了半百的人生，再看這兩部作品，明白了其實它們正有時代性的限制，此時與彼時不可同日而語，對於人性的描寫不算深刻，只是短時間的議論雜文，不能算是跨時代的偉大著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