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罪（Guilt）的探討
什麼決定「有罪（Guilt）」？個人和社會關係有了衝突，是個體行為違背了群體的利益？是行為中的惡質存在？還是觸犯了社會的法律？ 即使不真正地犯了錯，起了作惡的思想，也是有罪的嗎？
里克爾反對把過錯歸於有罪，有兩個理由。首先從三個方面考慮有罪本身：從倫理—法律方面，考慮懲罰與責任的關係；從倫理—宗教方面，考慮微妙審慎的良心；以及最後，從心理—神學方面考慮深受詛咒和譴責的良心。於是在這裡就可理解有罪，是偏重在所謂「內疚」--內心覺知的罪惡感。他分別由三個中心義旨展開探討，刑罰從古希臘方式的合理性化，倫理意識部分從猶太方式內在化和細膩化，心理意識則以保羅教義方式受轄於律法和律法書。
思考這問題的同時，不妨列舉幾個對比：古希臘人的合理性化與猶太—基督的宗教狂熱；虔敬--內在性vs 受恩得救—外在性；保羅教義—反信奉教法（反對法利賽人制定的律法） vs 摩西的律法。
善與惡都是抽象的概念，只有「罪」是惡的象徵，犯罪的人必須受罰，由全體對犯罪的人進行懲罰，在於確保人群中的秩序安定，人群中誰訂定了安定的原則？再說關於人的善惡問題，放在「人與自然」，「個體與社會」，「人際倫理」，「國家民族與個人」等等，都可以有不同的詮釋。但隨著歷史人文的進展，罪的定則似乎越來越繁複，人群結構越分工，罪也就更多樣，是否有罪不是個人能認定的，罪和人的理性知能是否有一貫的道理存在？價值核心是否是實體可供檢測？即使如「觀念論」能說是不具本體的嗎？如不具本體性質，那麼它是被造出來的，被造的也一定能改造，也就有了罪的局限性，道德是規範避免人犯罪的，法律的條款，是少數精英討論制定的，如果當事人不覺有罪而體制上認定其有罪，這多數人凌駕其上的意志，一定是合乎「善」的嗎？罪則中真的沒有相互抵觸的部分，就如同真理昭昭然如日月？如果有人不相信善或惡的普世定義，他的行為就能完全的自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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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罪即意識到了責任內未盡責而將面臨懲罰的問題，有形或者無形的懲罰。有形的是律法規定的，無形的則是良心的內在問題，任何人天馬行空去想相關的問題時，將會發現這些將不會是個實在論的問題，但又的確是不斷演出的現象，有罪—無罪，像個打不完的官司辯論。
而罪的最初觀點從何處來？罪是因為對某些神聖的「褻瀆」。是行了「不義」是「背叛」了盟約，是人身心上有了任何的「不潔」，這些都染觸了惡性，所以獲「罪（sin）」。接下去，用點篇幅，先深入探討罪究竟從何處來？
聖經創世紀的記載：上帝創造天地，創造了亞當、從亞當的肋骨創造了厄娃，而且給他們住進了永遠沒有煩惱的伊甸園裡，但卻留了一棵帶來永遠煩惱的「知善惡樹」，墮落的天使__撒殫誘惑這對人類的原祖吃了此樹的果，於是亞當厄娃帶有私慾相互佔有，有形的受造物對人開始疏遠與敵視，而為了人的緣故，受造物被屈服於敗壞的狀態之下（羅8：20）。死亡藉著罪惡進入了人類的歷史。這個故事裡原祖所犯的過錯衍伸下來，成了神學上原罪的內涵。有因性原罪與果性原罪。
因性原罪 （orignating orignal sin；拉丁文peccatum originale originans）
是人類初始的罪惡行為，因它而使人精神生活與社會環境受到惡性的影響。果性原罪 （orignated orignal sin；拉丁文peccatum orignale orignatum）是人生而所處的惡性氛圍，因它是人類從開始所犯之罪的惡性後果。在我們平常的觀念裡，我沒過錯，我不背叛，所以我當是無罪的。然而原罪＿傳著亞當之罪後果的流傳。於是人出生便具有的罪，這就是果性原罪。
探索人罪惡的原因，人性中的惡並非天主所造，而是來自受造物的自由意志。這是由於自由中產生的墮落。人的罪惡也因為原祖的自由行動之後而展開。猶太司祭典認為人的墮落乃是逐漸形成的。先知書所指的罪惡，不但是自己的罪或現代人的罪，也指前代人的罪惡，表現出以色列民族體驗到自己與家族國家乃至人與宗教面上，兩者的密切關係。厄羅亨典elohist 和申命紀則認為，以民同時有著原祖的罪，也因原祖的罪惡而淪落敗壞。肋未紀所記載的不潔法律也指出，人不僅因著自己惡的行為，也因社會的習俗或結構，使人在倫理宗教上受到損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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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溯猶太教關於罪的起源與其後來賢能者所增飾的罪的涵義，會發現即使如經典所說的，罪的開始是人類原祖遠離了天主，失去了天主的恩寵，結果就是原祖及其後裔喪失了所謂完備的恩賜，而產生了貪慾、痛苦和死亡的恐懼等現象。但難道我們不懷疑，那是後來因應需要不斷地增添上去的嗎？都是聖哲賢人所增加的，罪惡的規定乃是少數聖賢的頭腦想出來的，涉及了公理、正義，如少數人所定下的，能保證不出於少數人的私心嗎？推之於天理，不如說根源自人慾。古往而今也只有「聖賢」能訂定判斷的準則。這人治或法治的問題，絕不會是個自然的道理。自然的道理是無為而具的，可是這道理卻往往不能應用在人的關係之中。
在關係的組態裡有：倫理—宗教、習俗—社會、法律—國家，但每個時代所主張的意義不是恆常不變的，我們只能說罪乃是人群關係的產物。而西方傳統意義上的罪與其文化進程，猶太--基督，希臘化—基督文化，交叉之際衍生了種種今日的「罪的遺產」。
從罪到有罪，這個階段。有罪是從出自報復心態所得的懲罰。但有罪可能因為「不義」而接受了公判，「不潔」、「不虔敬」週延的，與傳統習俗、信仰教義等就有太多的牽連了。在合理性化的考量裡，值得一而再地檢視。「不潔」乃是神聖的反面。神聖的？是遍行的真理，從天人之際而訂定出來的，藉著啟示、告諭、降口、聖哲先知使之制度化，但人類社會的形態神權、王權而民權的進程中，神聖化就有了種種不同的改變。在有人格神論體系裡，核心是一切之終極本體—上帝的意志。在無人格神論體系裡，這便成了「致良知」的唯理性的良心道德問題了。罪的感受是一種有罪感（罪疚），有罪則是罪的負重，承受犯罪的壓力。那麼這就是人心理層面內在化的問題。外在的要求，責任的賦予都將深化這一切。同時預知了罪，在免於有罪，心理上便有種種「懺悔」，而倫理--宗教模組裡，必然性的儀軌祭典就會出現。罪總多是從團體中產生的。共同的罪到個人的罪相生相成。只是懺悔由內心表現出來：“因我知我的過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”《詩篇》51:3。這裡強調了罪在我，罪之內在化的一面。
有罪與無罪，能審度的便只有「良心」了，吊詭的是，當良心升高到至上的位置時，似乎「有罪」便油然形成一種存在。這種存在的實在論，一方面是歸罪於個人的判決，罪成了惡的象徵，與罪相關的成了惡的象徵體系。罪則永遠是不夠的，只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罪，不會簡約罪的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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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心理—神學這部分的探究。聖保羅的「沒有義人」說，乃是根據上帝意志而言，而如耶穌一樣之反對法利賽人人為所訂的教條。合乎教條的，未必做到了「無罪」。這可以說是判決有罪與無的革新看法，良心在上帝與人之間建立的，只有他才能決定有罪的有無。只有與上帝同行的，方可說是義人，方可遠離罪惡。
司法的歸罪，里爾克從希臘文化之字源去討論，得到一些合理性化的觀察。希臘人城邦文化影響下的，固也有源自其供神的觀念，但我們不如說他們的神是城邦公民的神，「公義」是定則的根據。「有罪」取決於妨礙了公民的共同利益上。雖然他們也有「公共的瀆神罪」，此就政擊城邦祖傳遺物或聖殿的罪因行為而言，而又和叛國—背叛城邦，同樣具有褻瀆其公民整體的神聖。反觀在神權逐漸遠離的今日，國家社會的神聖性不也是在我們民主制度的公民道德中升高嗎？
基督宗教在羅馬境內被接受為國教而展開傳佈，羅馬繼承希臘文化遺產中關於罪的思惟，和猶太—基督文化相互交叉演進了種種關於罪與罰的觀念和刑法制度。從神學而到人性的思考中，惡的象徵也是不斷在變化的。里爾克舉希臘神話俄迪浦斯Odepus的例子：「在我個人身上，你已找不到一件過錯（άμαρτιας）可以指責我犯了這些對我自己和針對我親屬的罪行」，他的罪形成在命運不幸中所造成的悲劇。神諭是不能改變的。Άμαρτιας 表示過錯中受法庭制庭的過錯對比倫理道德過錯的一面。也在希臘文聖經中演伸到倫理—宗教的一面。罪惡在希臘悲劇中往往帶有命中注定的災禍。這個部分就不是合理化可以含括了。這似乎也是希臘人的原罪部分了。
我們可以說，「聖與俗」的意義上，有罪的定義區分，又可是有形與無形的，有形可藉刑法具體，無形則端賴「信仰—良知」。在這有罪探討的最後，我們看看基督宗教對罪惡的救贖觀念，可與之參照我們整個的探索。
「耶穌是聖子，無原罪，但是他替人們上十字架受難，死而復活完成了救贖」在羅馬統治的當時，耶穌的行為並未明顯地觸犯羅馬刑法，而仍為猶太教司祭所構陷被懲處死刑。這似乎是件歷史的冤案。耶穌的死罪從何處來？據考證家言，十字架酷刑是羅馬帝國懲治盜賊叛亂的殛刑，在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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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之前還得經過一頓鞭笞，並且由犯人肩扛十字架刑具遊街示眾。到了刑場後由獄卒剝掉外衣，將犯人的手腕和腳掌穿釘後，樹立著等待其慢慢的死亡，若在時間內未死，則用鈍錘將犯人的雙膝擊碎，讓他們失血而死。這種刑罰往往因政治判決而以殺制禁，是羅馬統治廣大疆域的嚴苛法律。但耶穌為何要受這種法律的羞辱呢？是他褻瀆了猶太教？
這裡以歷史的耶穌來看事蹟，我們只能從聖經新約福音的記載裡去知道耶穌的言行，他像是先知似的人物，信徒們認為他不僅是先知，是上帝之子。雖然那可能是在他死後所形成的神格化，但除掉神蹟的部分，由他的門徒所流傳的記錄，仍有一定的真實性。起初他如以色列民族傳統裡的先知一樣，感示人們為同胞所接受，但他又是主張改革托拉（摩西五書）的，因此他在思想行動的實質上並不是以色列的先知，他經過受洗者約翰在約旦河的洗禮後（瑪3:13），正式在加里肋亞召收門徒展開宣教的行動，並有許多治病的奇跡。因此開始受到群眾的愛戴，也因為有過神奇，在後來被當成定罪之一因素。
他的宣教內容和以色列傳統有所衝突，尤其對猶太教的律法者（法利賽人）及司祭們而言，是異端邪說。加上對當時耶和華信仰聖殿的穢亂所進行的潔淨，公然宣告聖殿的毀壞，批判法利賽人，造成了猶太教士們的
忌恨。又復宣稱現行世界的秩序即將終結，天國就要來臨，呼籲世人都要悔改，被羅馬當局解讀成叛國運動。之前受洗者約翰也曾宣講說：「你們
悔改吧！因為天國近了」，雖因得罪了分封王黑落德，獲罪入獄而被殺害。但也不排除是因為此種預言而被當權者所忌，由此可見羅馬當局防範這種看似具有政治企圖的宣教。
耶穌與他的門徒分別傳播天國福音的同時，約翰在牢中派其信徒走訪耶穌，問說：「你就是要來的那一位，或是我們還要等候另一位？」耶穌用以撒意亞先知書裡的對「默西亞Messiah」的預言作回答，暗示了救世主的身份，並在約翰門徒離開後, 對群眾論及約翰。（瑪 11:7）稱讚他具有默西亞前驅先知厄里亞的德行，或因此群眾開始了「耶穌即是救世主，引領以色列人民建國的王」傳言的流佈，便成了耶穌被羅馬執政官與猶太教大司祭判其死罪的藉口。而耶穌隱喻了舊時代的結束，新以色列子民由此誕生說法，這在猶太教的傳統是不能忍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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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我們要將關於耶穌的死及信徒們所堅信的復活的一切種種，站在從歷史上的角度，耶穌是聖子與聖父、聖靈三位一體的教義暫且擱置不論，將受難史視為基督宗教中實踐精神的重要隱喻，耶穌是這麼說過“我與父原為一”（若 10:30），“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”（若 14:9）這是歷史的記錄，真相是什麼？不是我們可以探討明白的。但從相信歷史記載的耶穌受難記的事實（或門徒的回憶）前提上，我們當可以說：「耶穌的在生命中，用行動體現了這樣的理想，在他與上帝真誠相對之際，上
帝透過他的受難，完成了一種救贖的大愛」。
在救恩贖罪史中，多少可以理解西方傳統對罪惡象徵的思想，以及人面對惡如何尋求解脫的核心所在。心理的罪和實務的罪，同樣的都會造成約束。但有了罪必需要悔改，即使是以死作為代價的悔改，但在人個體必死的宿命中，罪惡與贖罪就成了重要的人生課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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